探索《論語》對死亡的態度　　　　　　徐茂瑋　

〈先進〉篇中孔子回答子路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又答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因後代的注解，令人誤以為孔子只重現世，避論死亡。再讀到「子不語：怪、力、亂、神。」更因而誤解孔子偏重於生，而不重死。舉例如下：《論語注疏》何晏採用陳?的注釋：「鬼神及死事難明，語之無益，故不答。」清．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曰：「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……皆所以抑止子路也，以鬼神及死事難明，又語之無益故不答也。」

近人對此章的疏解，釋慧開評道：「至於近人的詮釋，則各有所解與所詮，亦各有所見與不見，以下就近代諸家對此章的詮釋作一綜合的評述。馮友蘭認為孔子對於鬼神的存在，因已持懷疑的態度，姑且存而不論。勞思光則認為孔子秉持「人文主義」，不奉神權，不落物化，不求捨離，而只以自覺主宰，在自然事實上建立秩序，是故對於中國古代原始信仰中之鬼神等觀念，皆不重視，也不喜談論，而「季路問事鬼神」此章可為佐證。」

雖然「季路問事鬼神」此章令人對孔子的死亡觀頗多誤解，幸而釋慧開於其〈《論語》之生死學義理疏論──以「季路問事鬼神」章為中心〉一文已有清楚明確的疏解，值得一讀。

本文不擬梳解「季路問事鬼神」一章的問題，但吾人以「孔子對死亡並非不論」的基礎，開展下列論述。

孔子愛徒顏回去世《論語》中有兩處記載都在〈先進〉篇，一是「顏淵死。子曰：『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』」另一是「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『子慟矣。』曰：『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！』」可見孔子對顏回的死亡，極為悲痛。即使是死後一段時日，當魯哀公、季康子分別問起弟子中誰是好學的，孔子都想起好學的顏回，稱讚其好學與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之德行，還要感慨顏回的「不幸短命死矣！」。

冉伯牛病重，孔子去探望，由窗戶牽著冉伯牛的手，高嘆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」

兩次的危機，孔子無懼危難，憑藉的是「天」，誠如黃慧英所言：「展露出孔子臨危不懼，面對死亡泰然自若的態度。他之無畏精神不是源於匹夫之勇，而是基於對命的看法。依孔子看來，道之興與廢，有著人力不能控制的因素，那是命運，亦即氣命，是由天所主宰的，孔子本人不能左右，公伯寮亦不能抗拒，匡人更是無可奈何，孔子看透此點，亦即他所謂的知天命，故無所畏懼。更重要的是，天命之於孔子，不是盲目沒有方向的，『天行健』，道必定體現於人間，孔子本人承受了使天道行於世上的使命，他對自己的這份期許，構成了他對天命的另一理解，即所謂義命 － 天將上述的使命任命於他，他負有實踐並彰著天道的責任。正由於這個義命，使他將自然生命的我，充擴為與道共存亡的實體。個體生命與文化生命合而為一。孔子既將自我認同為健行不息的天道，那麼，自我的自然生命縱使結束，天道這『大我』卻不會因而歸於虛無，基於這種特殊的自我認同，孔子對死亡全不畏懼。」

孔子為樊遲引申孝道時說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(〈為政〉)不僅如此，孔子還主張「臨終以禮」。

此事發生時，魯國以幣聘召孔子，孔子正要回魯國，途中病重昏迷，子路以為孔子將死，欲以大夫之禮以家臣為其處理喪事。然孔子其時已不具大夫身份，當以士禮臨終，以士禮葬之。孔子甦醒過來，便責難子路行詐、欺天，而且表明寧死於弟子之手，不願死於家臣之手。孔子面臨自己的重病可能死亡，關切的不是己之生死，而是是否誠實？是否合於禮？由此事件，我們不能說孔子無懼於死亡，然而可肯定孔子面對自己的可能死亡，關切的卻是更高的核心價值，而不是能否延續生命，透過價值的判斷比較，生死反而不重要了。再者，表面上是子路等人所為不合於禮，從「吾誰欺？欺天乎？」，可知孔子心中禮的一重要特質是「無欺」、是「誠」。後來曾子臨終囑咐弟子換調大夫之簀，正是孔子此事的重演，《禮記．檀弓》：「曾子曰：『爾之愛我也不如彼。君子之愛人也以德，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。吾何求哉？吾得正而斃焉，斯已矣。』舉扶而易之，反席未安而沒。」曾子的這段話不妨做為孔子的補敘。

孔子對戰爭採謹慎的態度，〈述而〉記載：「子之所慎：齋、戰、疾。」戰爭必然引發戰士、人民的死傷，甚至國家之存亡，故孔子謹慎視之。子路懷疑管仲不為公子糾而死，又相桓公，為不仁，孔子說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」(〈憲問〉)因為管仲有能耐不用武力，達到九合諸侯的功業，孔子極力稱讚管仲避開戰爭即是仁。一旦發生戰爭，必得有充足的軍事訓練，不然是枉送百姓之性命，所以孔子說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(〈子路〉)子路有次吃顏回的醋，問老師：「打起戰爭，要帶誰一起上戰場？」企圖以他的軍事專才讓老師稱讚，殊不知反遭老師一頓訓，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(〈述而〉)孔子反對子路有勇無謀，莽撞衝動，不知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因為子路「行行如也」，孔子還說過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(〈先進〉)孔子一語成讖，未能受教的子路，後果死於衛國政爭，而且慘遭「醢」。孟子的「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死傷勇。」(〈離婁下〉)可為孔子注腳。

孔子的為政之道主張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(〈為政〉)，教化人民是為政者首當為，而非以嚴刑峻罰強壓人民，孔子視「不教而殺」為政治的「四惡」，是故，孔子反對沒有足夠的教化，就以死刑對待無知的人民。季康子曾問孔子為政之道說：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回答：「子為政，焉用殺？」(〈顏淵〉) 孔子不贊成死刑治理國家，或者以殺人處理反對勢力，當以君子之德風行草偃感化百姓。

子路與子貢都曾質疑齊桓公殺死公子糾，召忽自盡，管仲非但不死還投靠仇家居高位，是否不仁？孔子以「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」，「民到於今受其賜」，又以吾人今日能不「被髮左衽」、不淪為胡人統治皆是管仲之功德。接著披評召忽「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」吃敗仗將被俘之當下，一自盡，一茍且，勇者與懦夫，忠與不忠，高下立判。然而，年代一拉遠，相較兩人對後世的影響，召忽的死真是小信小節，輕於鴻毛！

孔子輕視召忽的自經於溝瀆，反對殺人，反對枉送生命，生命的價值是否高於一切？不！孔子說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(〈衛靈公〉)也說過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」(〈泰伯〉) 子路問成人時，孔子回答成人的條件之一是「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。」(〈憲問〉)孔子弟子子張也說「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。」是故，一完美的人格──仁者或成人，其追求的核心價值超過生命。甚至子貢追問孔子「足食」與「民信」何者為重？孔子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(〈顏淵〉)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竟高過於生命，可見，生命雖是人生存的先決條件，但是還有很多價值高過於生存。《論語》還記載：「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『殷有三仁焉。』」(〈微子〉)孔子讚揚比干勸諫紂王而犧牲生命，是殺身成仁的典範。

孔子極重視喪葬與祭祀，在論帝王治國之道時說：「所重：民、食、喪、祭。」(〈堯曰〉)將喪葬、祭祀與民、食並列為帝王施政重點，喪葬是慎終，祭祀是追遠，「慎終追遠」即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(〈為政〉)的具體政策，其功效則「民德歸厚矣」！(〈學而〉)孟子更認為人民養生喪死沒有遺憾，是王道的起點。

孔子辦理喪葬的原則──「葬之以禮」說自己辦理喪事一定盡全力，而且一點都不覺得難，然而所謂的「不敢不勉」，是否是盡力舖張不知節制？顏回死，顏回的父親(也在孔子門下) 「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」，孔子表示縱使我的兒子伯魚死時有棺而無槨，也不同意這麼做，拒絕顏路的請求。孔子門人要厚葬顏回，孔子雖反對，門人依然行厚葬，事後孔子還特別說：「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(〈先進〉)表白還是反對厚葬平民身份的顏回。上文談到孔子有次因病昏迷，弟子欲以大夫之禮，處理孔子之臨終與喪葬，孔子甦醒後訓示弟子，以及曾子彌留時易簀，皆因堅持喪葬當合於禮。

孔子對臨終、喪葬是否合於禮極為重視，然禮否是徒具形式？孔子曾感慨：「禮云禮云！玉帛云乎哉？」(〈陽貨〉)當林放問禮的根本為何？孔子答：「大哉問！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；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(〈八佾〉)指出禮或喪禮的本質不是外在的繁文縟節。孔子還說：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？」(〈八佾〉)子張說：「士……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」(〈子張〉)子游說：「喪致乎哀而止。」(〈子張〉)，皆以內心的誠摯哀思為喪葬之本。

孔子宏大的志向是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(〈公冶長〉)將人在世的一生都安頓好，去世時自有其家人安葬之，萬一朋友死後無人為其料理喪葬怎麼辦？《論語》記載：「朋友死，無所歸。曰：『於我殯。』」(〈鄉黨〉)孔夫子拍拍胸脯：「包在我身上！」何等的義氣呀！

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」(〈述而〉)

「見齊衰者，雖狎，必變。……凶服者式之。」(〈鄉黨〉)

「子見齊衰者、冕衣裳者與瞽者，見之，雖少必作；過之，必趨。」(〈子罕〉)

喪親是人情感中極大哀痛，孔子說：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！」(〈子張〉)認為父母之喪是不待勉強，自然出於性情而悲傷。孔子之子伯魚，在母喪期年後還哭泣，孔子知道，說：「嘻！其甚也。」伯魚聽到後才不哭。宰我於父母之喪的態度正好與伯魚相反，

孔子極重視喪葬，「葬之以禮」是辦理喪葬的原則，內心的誠摯哀思為喪葬之根本，面對喪家流露真性情致哀，喪親之痛當「發而皆中節」不可過哀，三年之喪是追恩不忘本。

3.《十三經注疏8．論語、孝經、爾雅、孟子》台北 藝文印書館 1997